精神疾病患者的吸烟率约为普通人群的2~3倍¹。上述差异很大程度上导致重症精神疾病患者的预期寿命缩短10~20年。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和癌症与吸烟密切相关，也是精神疾病患者早逝的主要原因¹。

治疗虚无主义（therapeutic nihilism，即认为任何干预都无效）阻碍我们做出改变，而且在此情境下毫无依据。部分精神卫生专业人员认为其患者群体吸烟不可避免，帮助其戒烟的努力将徒劳无功。但许多吸烟的精神疾病患者渴望戒烟且能够取得成功。全球近10亿人患精神障碍，其中约82%生活在LMIC²。尽管如此，各国卫生策略中对精神健康的关注与投入仍显不足。

由于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深受社会文化与环境因素影响，因此LMIC的问题不能单纯通过西方生物医学视角解读。诸如“思虑过多”、“鬼附身”等某些文化特有的表述常被用来描述精神痛苦³，而患者就医模式也受这些认知影响。前往正式的精神卫生机构就医前，LMIC许多患者会先求助家庭网络、宗教治疗师或传统治疗师。

此外，LMIC的精神卫生服务主要集中于三级医疗机构（医学院），而这类机构绝大多数位于城市。门诊接诊量过大、资源与能力有限、人力短缺、干预措施的文化适应性不足，以及诊断中精神疾病掩盖其他病症的现象，都可能阻碍烟草使用问题的解决。现有治疗方案因国家而异，同时受社会因素、文化规范、健康素养水平、对烟草的态度及医疗体系特征影响。精神疾病与烟草使用之间的关联是否随烟草制品类型（可燃或无烟）、烟草使用者性别及监管环境不同而不同，目前尚不明确，而上述几项均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

近年来，针对戒烟干预措施效果和成本效益开展的研究日益增多，有关行为干预与药物干预的大规模临床试验提供的证据有力反驳了治疗虚无主义观点^4,5。当循证行为干预与药物支持（如伐尼克兰或尼古丁替代疗法）相结合时，可在不损害精神健康的前提下实现短期及长期戒烟目标。只要干预措施能适应其需求，适用于普通人群的戒烟方法同样对精神疾病患者有效。

然而，人们试图做出改变时面临的障碍导致干预措施未能在实践中应用，因此，精神疾病患者面临的烟草相关健康不平等问题日益恶化¹。医疗体系应从改变临床态度和文化观念入手，着力消除关键障碍。治疗悲观主义（therapeutic pessimism）依然普遍存在，重症精神疾病患者获得的医疗（包括烟草依赖治疗）普遍未达最佳水平。临床医师可能认为其患者无意戒烟，或担忧戒烟会导致精神健康恶化。但证据表明，许多精神疾病患者具备戒烟动机，在支持下能够成功戒烟。临床试验已证明了提供此类支持的有效途径。

医护人员和患者普遍担忧吸烟能促进精神稳定（因此戒烟可能导致病情恶化），以及伐尼克兰等药物会带来自杀风险。临床试验和流行病学研究一致表明，这些担忧毫无根据，戒烟对心理健康反而有益。戒烟与精神健康改善相关，表现为自我效能感增强，以及抑郁、焦虑及压力相关症状减轻。对于关注精神健康的人群，有必要向其阐明这些被低估的益处。

其次，精神疾病患者往往比其他烟草使用者更依赖尼古丁，常有更强烈的吸烟欲望和戒断反应。临床试验表明，通过强化支持、长期干预及剂量调整，可有效管理此类症状⁴。在应对尼古丁依赖的同时应对其他依赖性问题会增加戒烟难度，但不应将其视为障碍。

第三，烟草烟雾会影响氯氮平、奥氮平等抗精神病药物的代谢。戒烟可能需要调整药物剂量，且需要密切监测。现行指南提供了药物相互作用信息并可指导剂量调整，而且戒烟最终可能带来减少抗精神病药物用量的益处。鉴于戒烟后体重增加仍是难题，因此最大限度减小抗精神病药物诱发的体重增加幅度至关重要。

第四，精神卫生服务与戒烟服务常处于孤岛状态，阻碍了协调性医疗的可及性。医疗机构可能未设立无烟政策或执行不力。烟草依赖干预往往未被视为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核心职责，相关培训也很分散。然而，成功的试验和实践表明，整合戒烟服务能提升患者参与度和治疗结局。

最后，精神卫生在高收入国家未获充分重视，而在多数LMIC仅占卫生总支出的2%以下¹。在英国和美国，有处方的情况下免费提供尼古丁替代疗法等治疗，而在其他许多国家，戒烟药物可能不可及或价格高昂。提供戒烟服务的专业人员也普遍短缺。在未实施无烟法规，也未建议采取价格和税收措施的国家，廉价烟草制品易于获得，这加剧了精神疾病患者的困境：烟草制品始终价格低廉且随处可得，包括由非正规商贩销售的单支香烟。

尽管已有183个国家及国际组织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FCTC）缔约方，另外还有168个签署方，但但公约执行仍不完善，尤其在LMIC。FCTC第12条和第14条尤为关键。第12条要求通过培训和宣传提升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知，第14条强调需建立可及的戒烟支持体系（含咨询与药物治疗），并以国家指南和可持续服务为支撑。当前面临的挑战包括：广告禁令与税收政策执行不力、烟草行业游说、污名化现象，以及公共卫生政策中精神卫生优先级偏低。

研究领域同样存在缺口：目前关于有效策略的证据基础大多是在医疗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LMIC的烟草相关危害不仅限于吸烟，无烟烟草等非燃烧型烟草制品也造成巨大负担；在南亚最脆弱群体中，同时使用吸烟与无烟烟草的现象尤为普遍。高收入国家与LMIC的烟草使用模式存在显著差异。高收入国家以工厂制造的卷烟、烟斗、电子烟、加热烟草制品及口含尼古丁袋为主。LMIC使用的烟草制品则更为多样，涵盖燃烧型烟草制品（手卷比迪烟[bidis]、水烟袋、丁香香烟[kreteks]）与无烟烟草制品（gutka嚼烟、khaini嚼烟、naswar鼻咽、paan[含烟草的包叶槟榔]、嚼烟等），每种制品均有独特的尼古丁递送系统、性别使用特点及社会文化内涵。

在高收入国家，电子烟和口含尼古丁袋常被视为减害和戒烟工具，而在LMIC，他们的使用仍受限于禁令（如印度、埃塞俄比亚和斯里兰卡）、高昂价格以及有关其安全性和适用性的争议。目前监管措施也各异；FCTC的部分缔约方仍未出台明确法规，另一些国家则全面禁止销售、进口或使用电子烟，还有一些国家通过年龄限制、税收调控或广告管控等方式允许并规范电子烟。

而LMIC为创新干预措施提供了机遇。由非专业卫生工作者提供精神健康或戒烟指导的任务转移模式，正展现出可行的发展路径。移动健康工具、大众媒体宣传及烟草税收政策虽能降低烟草使用率，但必须配合针对高危群体的专项支持。例如印度的国家戒烟热线（National Tobacco Quit Line Services）提供多种地区语言的电话咨询；国家远程精神卫生项目（National Tele-Mental Health Program）开通免费电话，就精神健康及物质滥用问题为人们提供援助；国家精神卫生与神经科学研究院数字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and Neurosciences Digital Academy）开设的在线学习模块则帮助人们发展能力。

为应对全球精神疾病患者中烟草危害的泛滥态势，需落实五项举措：国家控烟策略须明确将精神健康纳入考量；精神卫生工作者应接受培训，将戒烟措施融入诊疗流程，并主动纠正过时观念；在充分考虑LMIC运营障碍的前提下，扩大循证戒烟干预的覆盖面；精神卫生机构需建立无烟政策并配备戒烟资源；此外需开展研究，为LMIC建立符合文化背景且可扩展的干预模式。

烟草危害泛滥是值得关注的重大健康与人权事项。鉴于医疗基础设施、社会文化背景及现有证据存在巨大差异，降低精神疾病患者烟草使用率的策略必须因地制宜。但最终，在政治意愿、专业培训和公平资源配置的支持下，将戒烟干预融入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既是必要之举，亦可切实实现。